生物能源是其中一个重要选项，这从另一方向上增加了对农作物的需求。
第三，资产价格调整和热钱流动放大金融风险。第二，主导产业发展面临困难，突出表现为房地产和汽车销售明显下滑。
二是在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基础上，适时适度灵活调整信贷政策，稳定投资。高物价侵蚀了居民实际消费购买力，高成本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一是证券市场过度调整。三是资源环境价格改革迫在眉睫。防风险，就是要稳定资本市场，加强外汇监管，积极应对热钱大进大出。
四是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50多个主要国家（地区）中是最高的，而物价涨幅相对处于较低的水平，说明我国采取的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结构性物价上涨演变成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明显成效。这既符合人道原则，也符合公平原则，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二是在发展层面上，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上只能注重考虑选择和制定一种能满足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种资源分配方案。由于现实社会中成员的人数总是满足多于两个的条件，对于资源的分配方案我们也总是可以找到三个以上，所以，Arrow定理也就告诉我们，要实现社会公平只是一个不现实的理想，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三是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政府要加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要不断克服自身利益对行为的不利约束。另外，由于我们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公平要求，所以我们在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上只能坚持以下一些原则：一是在稳定层面上，国家应当尽可能为每一个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证，这里尤其要为穷人提供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保证。
功利主义着眼于结果，它的公平观具有强烈的平均主义色彩。方法是：一人提出方案，另外一人表决。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我们应当既要考虑到来自货币的效用，也要考虑到来自精神方面的收益对人的效用影响。随着一个人物质收入的增加，其来自物质收益方面的效用会有所减少，而来自精神收益方面的效用会有所增加。对富裕地区的人而言，公平的精神效应大于物质效应，人们追求公平，主要是为了追求公平的精神效应。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Arrow定理：对于至少有三名候选人和至少有两名选民的投票，不存在满足Arrow公理的选举程序。
最后通牒博弈是指：两人分一笔总量固定的钱，比如100元非洲这块阵地也不大牢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作者为剑桥大学讲师）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前苏东、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作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西方人文学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成过街老鼠。中国的知识界也受其影响，时不时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学生只好承认，她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印度基本一帆风顺，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命运？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
委内瑞拉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卖石油。后来国际援助纷至沓来，也无功而返。
Ortega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表示他已经放弃暴力土改的主张。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辛格。
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信誉扫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连连得胜。
东亚和拉美的历史都说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金融开放、贸易保护、劳工条件方面尤其需要小心避雷。智利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批判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的经济困境，比如阿根廷，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达到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无可指责——过早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拉美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
非洲简直就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无中生有。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收缩经济自由，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
从1980年代末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但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和2001年在阿根廷）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搁置其中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不说，他们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
巴西、秘鲁也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同样稳步增长。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
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茨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中的孤帆远影。